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科技发展成就，深入分析态势，阐明战略任务，对科协组织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当前正值第二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在京召开，本次年会以“抢占制高点 催生新动能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为主题。年会期间，中国科协之声专访中国作物学会秘书长刘录祥研究员。他结合贯彻落实“科协十一大”精神，畅谈作物育种创新、种业科技攻关与产业前沿探索，以及分享其对科研长期主义的坚持、深耕农学领域真问题与真学问的治学立场。

刘录祥，中国作物学会秘书长，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他还担任国家农作物航天诱变技术改良中心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核技术辐射育种研发中心主任、国际植物诱变育种协作网主席等职务。

他深耕小麦育种与诱变技术领域，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颁发的植物突变育种卓越成就奖、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等荣誉。

“全球33亿亩小麦，我们占11%，产能占17%，消费占19%。”在中国作物学会承办的“主要粮食作物产能品质提升与高质量发展路径专题论坛”现场，刘录祥开口先亮出这组数字。台下坐着全国各地的作物学专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

刘录祥继续往下讲：2025年，我国小麦播种面积约3.54亿亩，单位面积产量396公斤/亩，总产量1.4亿吨。“我们是产能第一大国，也是消费第一大国。”

这1.4亿吨背后，是一条漫长的爬坡路。从1949年到2025年，我国小麦年单产增加了8倍，总产量增加了9倍。“单产对总产增加的贡献已经达到90%。”刘录祥说。品种改良是核心驱动——2003年启动结构调整以来，一批强筋、中强筋、弱筋的优质品种的培育成功及在不同区域的推广，有效拉动了原粮品质的提升。2025年小麦主产区整体质量优良，黄淮海、新疆等核心产区一、二等小麦占比超90%。

但数据也揭示着压力。中国以占全球11%的播种面积，生产了17%的产量，消费了19%的小麦。产需之间的缺口，靠进口来补——2023年进口一度超过1000万吨，到2025年，进口已回落至398万吨。他判断，未来我国小麦进口依存度维持在4%到5%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安全的结构性调剂，补充强筋或弱筋类型的不足。”

论坛上，他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大面积单产提升。“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大。”刘录祥坦言。2023年初次发生、2026年重现的黄淮海“烂场雨”等自然灾害，都在提醒农业科技工作者：增产的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航天育种是刘录祥身上的一个显眼标签。会间交流时，不断有人过来交流：种子上了太空，到底怎么变？

“航天育种也叫太空育种，就是让农作物种子搭乘返回式航天器，到太空‘出趟差’。”刘录祥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利用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等特殊环境，让种子里的极少数产生基因变异，再回到地面，经过科学家多代筛选培育，最终形成特性稳定的新品种。

这个“出差”的过程，被很多人比作“拆盲盒”——“你有可能变了，有可能变得多，有可能变得少，有可能坏，有可能好。”刘录祥说。

2026年7月4日，刘录祥在新疆昌吉市军户农场考察航麦4153新品系示范繁种田，235亩机器实收，亩产829公斤。

但科学家的工作不是靠运气。他的逻辑很清晰：任何突变都是随机的，但筛选却可以精准定向。“我们专门制定了针对不同突变性状定向筛选的方案，就像有一把尺子，只有符合标准的才被筛选出来，不符合的就淘汰。这就是诱发突变、定向筛选。”

中国航天育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7年。那年8月，我国第九颗返回式卫星首次搭载水稻、辣椒等种子进入太空。30多年来，已培育出300多个品种，涵盖10余种作物类别。航天育种创造直接经济效益逾千亿元。

但刘录祥亲历的，远不止这些数字。他向我们讲述了航天育种的三次跨越。第一次是“搭便车”阶段——1987年开始，种子搭载在我国返回式卫星上，“人家卫星有主任务，什么地方有点空间，我们就塞一点种子上去”。第二次是“专用卫星”阶段——2006年，“实践八号”返回式卫星发射，那是全球第一颗专门为育种设计的卫星。“我们搞农业的、搞生物的、搞航天的，不同学科的专家一块工作，大家相互协同，团队攻克了载荷装置、空间诱变参数控制等一个个技术难题。”第三次是“空间站时代”——2022年中国空间站正式建成后，科学家可以精准设计搭载方案，甚至让种子在空间站完成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

2024年10月，我国首颗可重复利用的“实践十九号”卫星完成返回任务，搭载了350公斤的育种载荷，是2006年“实践八号”育种卫星208公斤的将近一倍。“第二阶段是我们可以开始设计把要搭载的生物材料安放在哪里，但那是一个固定状态。现在空间站时代，我们可以搭载种子，也可以搭载种苗，还可以把生物材料悬挂在空间站外，完全暴露在宇宙空间，接受宇宙粒子诱变洗礼。”

2023年5月19日，刘录祥在河北省赵县考察航麦802耐迟播试验田间表现。

航天育种带来的成果，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田间。2026年6月，河北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传来消息：航麦802在1000余亩中度盐碱地实现平均亩产907.5斤。几乎在同一时间，在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含盐量为0.51%的百亩示范方种植的航麦802，实打验收亩产达到744.1公斤，耐盐碱、高产、优质特性突出。在河北成安县，曾创造了我国冬小麦亩产1069.09公斤的“众信麦998”，也参加了“实践十九号”卫星的种子搭载，正在开展后代突变筛选。不过刘录祥坦言，这还需要几年的地面选育，未来可期更高产量。

“老百姓对这个很感兴趣。”刘录祥笑着说，“每年一到农忙关键时期，央视、新华社等都来采访。航天育种就是把‘天上’和‘地上’正好对接起来了，天地融合，最后还能在餐桌上看到效果。”

产量上去了，另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跟国外比，我们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刘录祥的答案很务实。

“玉米、大豆等作物，我们跟美国等发达国家产量相差40%。”他说。但小麦等口粮作物的情况不同——水稻和小麦科技整体处于国际第一方阵。水稻的功能基因组研究全球领先，杂交水稻更不用说了。

“小麦的单产水平，如果跟印度、俄罗斯、美国等种植面积在一亿亩以上的国家比，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我们单产超过他们70%。”刘录祥说。中国以3.5亿亩的面积实现了396公斤的单产，而西欧等部分国家虽然单产高于我们，但他们全国小麦种植面积只有几千万亩，甚至几十万亩。“在我国山东、河南等省的地市，都能找到跟西欧一样高的单产水平。但我们是3.5亿亩的平均，他们是几千万亩的平均。”

真正的短板在品质。

“我们的优质强筋小麦——做高档面包的，优质弱筋小麦——做高档糕点的，还要依赖进口调剂。”刘录祥说。原因不复杂——长期以来，保数量是头等大事。“我国有14亿人，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你不能降低数量去提高质量，这不行的。”

国外不一样。美国人口少、地多，小麦产量不高但品质很好，“很从容”。中国不同。“人均耕地1.3亩，水资源是世界平均的六分之一。要在这么小一块土地上养活全球20%的人口，我们没办法像人家一样搞休耕养地。”

他把这个困境说得更形象：“土壤就是来不及喘气儿，一直就在‘生孩子’，体质能好吗？”

但调整已经在进行。2013年以来，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优质强筋品种加速推广。不过刘录祥强调了一个更重要的方向：中国人吃的小麦，75%是做面条、馒头、饺子的。“我们之前追赶的是烘焙品质，面包、蛋糕、饼干，那是国外主导建立的一套品质评价体系。面条、馒头、饺子这块，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很科学的、全国统一的品质评价体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加快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宗食品的小麦品质标准。“未来小麦育种项目布局，都要围绕这个去做。”

“实践八号”那颗育种卫星，刘录祥做了12年。从1994年提出项目概念，到2006年发射成功，中间没有白走的路。

“当时全球没有专门发一颗育种卫星的。种子怎么摆放？选择哪些类型的植物材料？飞行高度多少？多长时间？全都没有现成作业可抄。”

“人家航天部门说，你们提要求，我来满足。但我们刚开始啥都提不出来。”

多学科的人凑在一起，农业的、生物的、航天的，一道一道攻关。“包括装备怎么有效探测空间环境——宇宙粒子、微重力，都是摸索着去做。”

2006年9月9日下午两点，“实践八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刘录祥站在发射现场，“大家都在欢呼，我其实站在那里，觉得特别……”他停顿了一下。

2006年9月24日，刘录祥在四川遂宁参与成功回收世界首颗育种专用卫星“实践八号”返回舱。

“整整12年，啥都没干，就干这一件事。”

12年里有没有想过放弃？“没有。”他说得很干脆。“这是一个无人区。前面没有任何参照。”

但困难是具体的。他想在卫星上搭载幼苗，湿度太大，对设备安全有威胁，同时舱内高真空环境会使幼苗很快致死。他想在15天飞行里分三批处理种子——有的在铅室中待5天，有的10天，有的15天。但当时客观条件还不完备，那就只能暂时让步。

这12年里，他几乎没出过远门。“一旦有重大的调整，你不在怎么办？”

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不是育种技术本身，而是从航天团队那里学到的两样东西。

“第一个叫举一反三。你在某个地方出了一个问题，那就不能只限于改正这一个问题，要全系统扫描存在同类设计、同类材料是否也有此问题，坚决消除同类隐患，防止重复发生同类问题。”

“第二个叫问题归零。发现问题以后，要从技术、管理双向彻底查清根源、解决问题、消除隐患、杜绝重复发生，把问题彻底解决才算归零。”

航天团队给他算过一笔账：一个型号的系统工程分成98个节点，每个节点可能要求99.9999%的精确度。“如果每个都是99%，98个节点乘下来，事故概率就会越来越大，就达不到航天的质控要求了。”

“我们生物统计一般是95%就达到显著水平了，我们写生物学论文的时候，这样的数据结果就是显著差异了，但在航天领域，这个还远远不够。”

这两条原则，他铭记于心，并在指导研究生时反复强调。“你做科研，就必须一丝不苟。这样你才能像航天人一样将卫星精准地打上去，精确地收回来。”

“农业是一个长周期的领域，而且要通过大田验证。不能在实验室小花盆里种种，就急着下结论、发文章。”

他要求课题组的每个学生，毕业论文都必须有田间数据验证支撑。“农学的实验不走向田间，所有的数据我都认为应该首先打上问号。”

急功近利是最大的敌人。“大家都想快速出成果、出高水平创新成果，这个可以理解。但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尊重育种周期。育种不可能一年两年就搞出一个品种，有时候数年，有时候十年，需要久久为功。这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田间鉴定和生态测试。”

但他也承认，问题不只在科技工作者自身。

“我们的有些评价体系，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拔苗助长了？”他说。“你本来需要一个长周期的攻关，却要每年考评，一两年考评结果达不到要求，就直接把你淘汰掉。这不尊重科研的基本规律。”

“现在我们各种评审都要排个名——只有第一名、第二名，或者最多前三名有效。”他举例说，“一个突破性新品种的育成，从亲本筛选，到基因聚合、杂交组配、鉴定测试，到区域试验——一系列的环节，都有不同的人协同研究，缺一不可。但在人才评价中，往往只看育成品种、获奖的第一名或前两名，排在后面的就没用了。”

他说，这种评价方式“对科研协作积极性的挫伤很厉害”。

“两方面都要反思。一方面科学家要自律，另一方面评价体系要尊重规律。”

育种技术的突破只是故事的前半段。如何让社会理解这些科技进展，是刘录祥同样关心的事。

“生物育种是一个大的范畴，包括转基因、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等，它代表的是育种技术的前沿方向。”刘录祥说。“即便是转基因，也是经过了国际上数十年科学验证的，是高效安全的育种途径。只不过有些人在消费观念上觉得不放心。”

2024年5月16日，刘录祥陪同在北京出席第46届国际原子能机构亚太核技术合作协定的国家代表，考察中国农科院试验基地小麦突变品种。

他举了个例子：“美国现在玉米、大豆、油菜等主要农作物中90%以上的作物品种都是来自转基因育成的。有人说美国人种植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出口，自己不会吃，那纯粹是瞎说八道。他种了那么多，三亿多人不吃这个吃什么？”

但也承认，公众的疑虑客观存在。“早期有些人，为了流量，故意跟大众的一般认知拧着来，吸引老百姓眼球。”

作为科学家怎么办？“实事求是。实验做出什么数据，就完整呈现给公众。不要增产5%说成50%，品质一般却说成超越。”

2026年3月5日，刘录祥被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聘为少先队农业科普志愿者宣讲团校外辅导员，并为全校师生做主题报告。

他特别强调科普的力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现、熟化、应用，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科普认知过程。科普也要从娃娃抓起，让公众形成科学的认知意识，不需要你强加，他自己就会判断。”

“科创大家都在做，恰恰科普这一块任重道远。很多科学技术及其产品需要得到更多公众的认知，我们要更大力度、更广泛、更深度地去科普宣传。”

刘录祥说，科学家不能只埋头做实验，还得抬头说话。把科学发现、科学道理说明白、说准确，是科学家责任的一部分。

转载于：中国科协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