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景扬（1916—2000）

邓景扬，1916年5月5日出生在广东省鹤山县（今改市）潍墩乡。祖辈旅居越南，其母回广东探亲生下他，数月后随母返越南。作为长子的他幼年丧父，肩负家庭重担，不得不从当地法国天主教学校辍学，在一家华商当学徒。尔后他到进出口商行任总经理，业务遍布东南亚和欧洲多国。他亲身感受和耳闻目睹了法属殖民地越南人和中国侨胞遭受的压迫和虐待。最使他难以忍受的耻辱是法殖民政府对中国同胞征收的“人头税”。他读中学时即自发参加当地青年学生组织，印发反抗殖民政府的传单。尔后，他的生意发达了，常为侨办学校及医院等公益事业积极筹集经费。先后毅然送出两个弟弟和一个表妹回中国求学。他们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2月家人突遭劫难，母亲、结发妻子和4个孩子都牺牲在日本侵略军与盟军交火的枪炮之下。劫后余生的他，受到极大打击。1948年与同乡侨胞黄泳沂结为伉俪后，同赴欧洲谋求拓展商务。在欧洲，目睹战后很多法国复员军人都重新入学，不少年龄较长的人也再入学，加之获悉早年回中国的弟妹完成学业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及祖国建设，不少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专家学者也绕道欧洲回国。这一切使邓景扬夫妇萌生了弃商求学回国服务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消息震撼了世界，更震撼着海外游子邓景扬的心。祖祖辈辈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寄人篱下，忍辱受气的日子应该结束了！他想到中国有数亿农民，以农立国，振兴农业是立国之本。祖国的感召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促使他于36岁而立之年考进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生物科学课程。然而，对于36岁的邓景扬来说，历时九载的学习非常吃力，他曾两次晕倒但从未灰心，终于在日内瓦大学400周年校庆前夕，即1959年5月30日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60年2月，邓景扬婉谢老师的挽留，及在美、加、欧及香港等地的亲友的劝阻，卖掉了房子、汽车，购买了实验仪器、试剂、书籍和种子等，装满60余箱直寄北京专家局代收。随后携夫人带着满腔报国热情，绕道东欧回到祖国的怀抱，被安排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工作。

1990年以“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a dominant male-sterile gene in wheat breeding”(显性雄性核不育基因在小麦育种中的战略意义)论文获劳力士雄才伟略国际大奖荣誉奖；1998年由他主持科研项目“太谷核不育小麦的发现、鉴定与初步利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邓景扬为第一完成人。

邓景扬历任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第二至第四届常委、委员，农业部侨联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至第五届理事。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1992—1997年任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小麦育种与种子生产项目副组长。1997—1998年任日本科学技术基金会的国家奖励推选委员会委员。受聘为美国传记研究所与英国国际传记中心的科研顾问委员会委员。名列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杰出人才大辞典中。1998年邓景扬还荣获美国全球英才资料库与A．Einstein(爱因斯坦)国际研究院基金会共同颁发的突出成就奖状，并获铭名于2000年1月1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独立城揭幕的千禧年纪念碑上。

他先后培养研究生6名，保送和推荐到国外进修或攻读学位的中青年科研骨干10余人，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10余人次，也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及应邀出访讲学。1988年在英国参加第七届国际小麦遗传学研讨会之际，还争取到了于1993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第八届国际小麦遗传学研讨会，为中外科技交流做出了贡献。

初次踏入国门即经历了食不果腹的三年困难时期，继而是身心倍受摧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国外差距悬殊，但他同全国人民一样，克服了暂时困难。下放东北山区劳动的岁月里，和农民一起吃白薯、南瓜，深切体会到我国广大农村发展极不平衡，贫穷落后的面貌亟须改变。当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已是60开外的人了，但是他始终坚信“我的事业在中国”。

20世纪70年代初，他获悉由山西省太谷县高忠丽等青年农民观察到小麦不育株，其后代育性总是分离，无法找到保持系，故不能作三系配套用于杂种优势育种。当这个珍稀种质资源将被弃之“冷宫”时，邓景扬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太谷不育小麦从形态、解剖、生理生化、细胞学、遗传学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于1979年鉴定出这个典型的核不育材料是一个天然突变体，它无法找到完全的保持系及完全的恢复系，而且在同一细胞质的背景下，不育株的后代仍然一半表现为不育，另一半则表现为可育，因此有充分的根据确认基因型雄性不育存在的事实，为解决遗传学上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邓景扬命名这株不育小麦为“太谷核不育小麦”，而这个显性雄性不育基因的符号为Ta1，并利用端体分析将该基因定位于小麦4D染色体的短臂上（4DS），距着丝点约31.1个交换单位。此基因于1986年在国际基因登记署登记入册，编号为ms2。1987年有关核不育小麦的理论研究论文集(英文版)由科学出版社与荷兰的Elsevier出版公司在国外出版，并被编为“作物科学之发展”丛书的第9集。

1984年邓景扬还鉴定出对光周期敏感的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是一个典型的生理遗传材料，从而为生理遗传这个边沿学科找到实例并开拓了基因雄性不育研究的又一个新领域。这株水稻在长光照下用作杂交，在短光照下用作制种。他的鉴定结论为杂交水稻两系法育种提供了条件，以后由此而研究出来的光感、温感、或光、温感兼备的水稻材料丰富了遗传学、育种学的理论宝库。显性雄性核不育小麦和用于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光敏感隐性核不育水稻都是在禾本科中首次被发现的稀有种质资源，是由中国人自己鉴定出来并用于育种。由于这些发现，随后在谷子、亚麻、油菜、甘蓝及水稻中发现的核不育材料与水稻的光、温敏核不育系列材料，使我国的植物雄性核不育研究领先于国际，并自成体系，为农作物研究与生产发展发挥了作用。

小麦属自花授粉作物，在生存竞争和育种学上的共同优点是优良基因型个体容易保持、繁殖、传播或在生产上利用；其缺点则在于不同个体间难以进行异交，即基因交流不多，通过人工杂交每次杂交只能利用1~2个外来基因，而在杂交过程中不少优良基因往往会被扬弃，久而久之，其遗传基础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从而使育种可利用的遗传资源越来越贫乏。利用太谷核不育小麦作为杂交工具，通过人工控制授粉(单交、复交、阶梯杂交、回交、聚合杂交、远缘杂交)或在隔离区内自由授粉结合人工辅助授粉进行轮回选择育种，容易产生和保持一个基因内涵丰富、重组类型多样的动态的杂交群体。除可减少有益基因丢失外，还容易打破基因连锁，获得大量的基因型非常丰富的杂交种子。轮回选择育种是一个“选择→杂交→再选择→再杂交”这样一个连续育种程序，是在隔离区内组建不育株与多父本的开放杂交群体，它有利于多基因(主效和微效基因)的交流、重组和累加，使群体内优良基因频率逐轮上升，并有利于打破基因间的不良连锁，促使潜伏的优良基因在合适的遗传背景中充分表达。而在轮选大群体中每朵受精的小花实质上就是一个杂交组合，而将这些无数的杂交组合集纳于一个可操作的轮选群体中，也就大大提高了作物育种的遗传物质基础。轮回选择是一种省工省时的先进育种方法，也只有像太谷核不育小麦这样由一个显性不育基因控制、不育性状稳定，而不育基因又没有和其他不良性状连锁的、在杂合状态下能够正常遗传的育种工具，才能用于自花授粉作物小麦的轮回选择。因此，这个材料是十分宝贵的，也是国外许多育种家企盼已久的材料。

自从1986年邓景扬等完成对太谷显性雄性核不育基因的定位以后，仅仅在十几年间经同行共同努力，通过基因易位，创造出八倍体、六倍体核不育小黑麦和核不育硬粒小麦，并培育出中国春Ta1 kr phlb综合体用于远缘杂交的工具，拓宽了育种工作的领域，得到国际同行的肯定。由邓景扬主持的全国科技攻关协作组20多个单位，针对各自生态区的实际目标进行育种，在不太长的时间培育出各具特色的品种共35个，覆盖面积66.7万公顷，获各级奖励20多项，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约50多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部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著有中文专著3部，英文专著2部。太谷核不育小麦的研究与初步利用取得成功后，邓景扬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鉴于轮选群体中每年可分离出大量优良可育株，除结合花培缩短育种进程外，为了物尽其用，逐步建立起育种网络，每年把轮选群体中的优良可育株种子分发给有关农业科研单位，让他们自选自用，事实证明这一多快好省的举措符合中国国情。利用小麦显性核不育基因于轮回选择，可以达到多基因(主效的和微效基因)重组和累加，比较容易获得具有较强抗性的材料。除了组织抗赤霉病专题研究外，还在福建南平自然发病区，合作建立了大型网室作为监测、筛选抗赤霉病材料的基地，此举促进了抗赤霉病育种和鉴定的步伐并加强其准确性，深受协作组欢迎。邓景扬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巡视、考察（包括青海、甘肃、黑龙江、四川等偏远地区），与协作组成员共商发展大计。每年在科学研究工作有特色的协作组点上召开研讨会，达到交流经验，相互切磋的目的。18年来撰写季刊《太谷核不育小麦通讯》，在协作组中广为流传。

邓景扬敬业勤奋。自任全国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协作组组长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小麦育种工作中，为作物育种谋出路，为困难地区解决疑难问题。他不仅为山西省太谷县高忠丽鉴定出太谷显性雄性核不育小麦，而且为湖北省仙桃市石明松鉴定光敏感核不育水稻，还帮助江西萍乡鉴定显性雄性核不育水稻。他与基层干部农民共谋增产方略，为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和胜利油田地区提供抗盐碱高产品种；为位于山东黄河故道沙、碱地区的齐河县提供抗旱品种；为天津市宝坻区大洼地提供抗盐、优质、高产品种等。邓景扬将提高占耕地面积大多数的中、低产田的产量和质量，改善困难地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作为农业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率先利用鉴定出来的太谷显性雄性核不育小麦于轮回选择育种，成功地培育出耐干旱、耐盐碱、耐瘠薄、抗病、抗寒、优质小麦良种“轮抗6号”、“轮抗7号”，在干旱、半干旱及盐碱地区推广种植达66.7万公顷。

邓景扬刻苦好学，热爱祖国，忠诚淳朴，平易近人，易于接受新生事物。改革开放初期，他应瑞士5所大学的联合邀请，及法国INRA国家植物改良中心、澳大利亚的多所大学和设在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邀请出国访问及讲学，在国外除做专业报告外，还回答各界人士各式各样的问题，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考察国外社会与教育、科研等情况，回国后向有关部门领导人做详细汇报并得到重视。每次出国都把亲友的馈赠全部购置了仪器、书籍等带回国。他的勤奋、执著，虚怀若谷、治学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优良品格，在外国同行中赢得了尊重。

邓景扬认为应将更多到国外访问和讲学机会留给协作组的其他同仁，这对他们的提高大有裨益。他曾推荐协作组7名研究人员，利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小麦育种与种子生产项目的专家出国交流学习的名额，到英国剑桥、法国INRA国家植物改良中心下属的两个点：Clermont Ferrand与Montpellier及瑞士日内瓦大学考察，参观了实验室、试验场、农场、农庄等。据法国INRA的Bernard博士说：“在我接待过来访的客人中，你们的访问团，科学是高质量的，作风是踏实的”。1980年邓景扬还为两名研究生争取到了赴日内瓦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进修的经费(包括来回旅费)。

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上海等省、市农业科学院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也请邓景扬去做出国访问和学术报告，当时国内同仁对外拓展业务的热情十分高涨，都希望能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邓景扬认为，出国报告应该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中心工作，把考察到外国社会与教育科研等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同行展现，千万不能误导，因为我们是带着头脑、眼睛和耳朵去的。

邓景扬争分夺秒地为祖国农业发展和农业科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直至离世前几年因脊椎管狭窄压迫神经，致使两腿不良于行，但他每年仍然坚持常往试验地观察试验和到京郊及天津协作点巡视工作。2000年4月中旬因腿痛服药不当引发肠道大量出血，被送往医院救治，最后因心脏衰竭，住院20天后便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在病榻前仍不忘叮嘱轻年同仁：要敢于创新；并嘱咐大家，他死后不要开遗体告别会，遗体火化后把骨灰撒在天津大洼地的麦地里，表明了他的心没有忘记农业、农村和农民。

邓景扬一生的坎坷经历使他意识到成功来之不易，人的价值应该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为此，他经常以居里夫人的一句名言自勉：“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产生的成果而不是科学家本人”。从个人的经历，他又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航标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确信，每个人都有纠正自己人生航向的权利，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正如美国Nebraska州立大学遗传学知名教授R. Morris博士在收到那本“邓景扬论文集”后指出的那样：“从论文集使我看到一个人是可以从他原来的研究领域（指邓原来专业为生理学）转而从事于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领域（指遗传育种）而获得了突出的成功”。法国农业科学院荣誉秘书长A. Cauderon博士曾盛赞：“邓景扬不仅在发展生物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又使分隔已久的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得到重新拉近”。一般来说，国际上很多专家学者在观念上常常不易走出他们原来专业的轨迹，但是也有人认为，为了民众需要，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呢。“人民无小事”，国家的号召，是每一个爱国者都应为之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王红谊副院长为悼念邓景扬写下一首诗作为记忆：

曾沧游子遭漂泊，辗转人生归梦多。

淡对荣华秉正义，弃商求学为报国。

慧眼识珠核不育，虚心待民情可灼。

一任名侨今去矣，清风两袖傲阎罗。

1916年5月5日  出生于广东省鹤山县(现改市)潍墩乡(当时其母从越南回乡探亲)。

1934—1938年  因丧父辍学，在华侨商行当学徒，后任会计。

1939—1947年  在越、港、欧与友共同经营进出口商行。

1943—1948年  日本侵略越南时，家人死于战乱，1948年往欧洲。

1948—1951年  在欧洲经营进出口商务并为再入学做准备。

1952—1959年  获瑞士日内瓦大学生物学学士、硕士学位，任日内瓦大学生物系助教（5年）并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60年春  归国。

1960—2000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1972—1996年  任生理遗传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80—1995年  组织全国太谷核不育小麦“六五”、“七五”、“八五”科技攻关大协作，为协作组组长。

1992—1997年  任联合国UNDP援华育种项目副主任。

1988—2000年  当选为法国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0年5月13日  病逝于北京。

（本文图片来自百度网）